我的父親王酉亭，1901年生，江蘇漣水人，東南大學（中央大學的前身）農學院畜牧獸醫系畢業，抗戰期間擔任中央大學畜牧場技師、場長。
     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后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，“八一三”淞滬之戰硝煙驟起。8月14日，日軍轟炸機襲擊當時的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，局勢萬分危急。10月底，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開始組織全校西遷。11月9日，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重慶。11月中旬，上海失守，戰火向南京繼續蔓延。12月4日日軍逼近南京郊區，槍炮聲日夜不停，南京城已是一片混亂。
    在南京淪陷的前幾天，羅家倫最后一次巡視檢查學校。四牌樓本部已經人去樓空，他來到了丁家橋農學院畜牧場。校長集中職工宣布遣散，并與我父親王酉亭等人落淚話別。他再三叮囑我父親：“敵人逼近，這些余下的牲畜，你可遷則遷，不可遷也可送人放棄，我們也不會怪你。”說完這些話，羅家倫哽咽了。
羅家倫走后，我父親當即召集了畜牧場的留守職工會議。大家認為：中央大學畜牧場從外國高價引進并飼養多年的家畜家禽，是教學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種，也是國家財產，必須“不惜一切代價，把沒能遷移的動物護送到重慶，送給遷到那里的中央大學，絕不能留給日本鬼子！”

    然而南京和重慶之間遠隔萬水千山，現在又是炮火紛飛的戰爭時期、緊急狀態，怎樣才能把這1000多只動物安全轉移呢？36歲的場長王酉亭臨危不亂，果斷決策，立即指揮分工，動手趕制板條木籠，籌集資金、醫藥、糧草及必需的物資，做好動物西遷的準備工作。
    兵臨城下，南京城里到處都是四散逃亡的老百姓。此時此刻，沒有什么比生命更為重要。保住身家性命已成戰火中人們的唯一愿望，沒有人會為了牛馬豬羊雞鴨鵝而將自己置于險境！

    12月8日，南京已成圍城之勢，情形更加危險。東南西邊都被日軍包圍，天上敵機輪番轟炸，地面槍炮聲晝夜不斷，唯有長江北岸日軍尚未到達。12月9日的千鈞時刻，我父親凌晨帶人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邊，高價雇用四條大木船悄悄駛至下關。當天晚上，畜牧場職工除少數人解散回家外，其他人員全部出動，分頭將畜牧場的牲畜集中。雞鴨鵝兔等小動物裝箱進籠，并置于牛馬背上馱運，豬、羊等家畜則驅趕隨行。他們出挹江門，趕到下關的江邊上了船。四艘大木船連夜迅速駛過長江，在槍炮聲中到達浦口上游登岸。這支16人的隊伍及家禽牲畜上岸后，就馬不停蹄地沿著浦鎮至合肥的公路驅趕前行。
     4天后的12月13日，古城南京淪陷。慘絕人寰的血腥大屠殺已經開始，來不及撤離的數十萬市民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劫難——南京大屠殺。重任在肩的王酉亭，毅然率領動物大軍日夜兼程，行進在遠離南京百十里的路上……
    曾經擔任蘇北建設局長，為治理淮河而走遍蘇皖豫地區的工作經歷，為我父親制定西征路線、規避戰亂兇險提供了難得的便利。
    為早日遠離戰場，我父親命令全隊人員晝夜兼程前進，除中途需飼喂家禽牲畜外，不得片刻停留。經過江浦、全椒，12月底就過了合肥，往河南信陽方向進發。
    一路西行，長達四百米的動物大軍就像沙漠中的駱駝隊一樣，行進非常緩慢，每天也只能走一、二十里路，有時候走一兩天還要歇好幾天。我父親只好雇傭沿途農民的板車、毛驢車拉著走得慢的動物加速西行。動物生了病，他們就用帶出來的有限醫藥，并沿途采摘草藥進行診治。一路上，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解決動物的伙食問題，必須花費很多時間采購動物飼料。如加州牛、荷蘭牛、澳洲馬等，在和平環境下有專人配制飼料。但戰時趕路缺乏條件，我父親和職工們只有想方設法，向沿途農家購買飼料、糧食，粗細合理搭配，精心飼喂這些動物。
    眼看天氣逐漸寒冷，合肥已經失守，形勢日益嚴峻。離鄉背井，杳無音訊，我父親深感肩頭壓力倍增。風霜雨雪，日夜兼程，“動物大軍”終于在1938年春節趕到豫皖兩省交界大別山北麓的六安地區的葉家集，暫時到達相對安全的地方。戰亂時期，物品奇缺，價格昂貴，除了保障動物飼料外，人則以不倒下為原則，粗茶淡飯、吃糠咽菜，勒緊褲帶能省就省，即便如此有限費用也快耗盡。此時正值隆冬季節，天寒地凍，人困馬乏，動物斷料人斷糧，困難重重之中繼續前行是不可能的了。
    我的父親隨即致電重慶中央大學,告知所有動物已全部帶出南京，在安全地帶正往重慶趕，但給養費用確實困難。意外接到電報的校長羅家倫驚喜交集，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，這些良種畜禽還有希望失而復得，立即安排急電匯款至葉家集郵局轉交。
    隨后，“動物大軍”繼續沿著河南商城、光山一線往信陽方向，行進在大別山北麓的丘陵和原野間。這支隊伍前有幾人“導航”，牛馬開道，豬羊等“后續”。隊伍行進時，兩側各隨“警衛”多人，以防動物中有越軌行為或相互撕咬；后有押隊三四人，并兼收容掉隊者。我父親身背雙筒獵槍，手推著自行車，時而在隊伍最前方引導，時而尾隨隊伍督促趕路。眾人齊心協力，牽著牲畜，吆喝牛羊，晝行夜宿，艱難前進。

    我父親生前曾經對子女敘述過西征途中的幾個故事——
    地圖、自行車和雙筒獵槍；路遇土匪搶劫，勇敢搏斗，國軍相救；日軍燒毀村莊，敵機炸毀橋梁；逃難人群、散兵游勇、游擊武裝；一份中大證件、一路聯絡交涉、殺豬送奶慰問抗日隊伍，贏取行進路條，補充隊伍給養；群策群力，斗智斗勇，化險為夷……
    戰時兵荒馬亂，大批難民也沿著這條道路西撤。前方既有軍隊撤退后方，也有大部隊開往前線。一時間，狹窄道路成了人來車往的混亂通道。路途中躲避戰禍的人們瞠目結舌，他們從沒看過這樣的一支浩浩蕩蕩、長達數百米的“動物大軍”。沿途樸實的農民都會來圍觀，人們十分好奇：這些人趕著大群牛羊要去何方？
    少數由前線潰散西撤的國軍和部分散兵游勇，紀律性很差。這些頗以勞苦功高自居的隊伍見到這批西撤“大軍”，竟然順手牽羊，動手抓走雞、鴨、鵝來犒賞自己，讓人奈何不得；路途中多次險遇橫行霸道、攔路搶劫的土匪。冒著生命危險，一路斗智斗勇，巧妙周旋、涉險過關。
    我父親原計劃沿著大別山北麓行進，到達信陽后乘火車南下武漢，再由漢口乘船西上重慶。無奈此時寒冬已經來臨，經過數月緊張奔波的“動物大軍”，已經人困馬乏，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。我父親急電重慶中央大學請示，得到回電要他們暫停行軍，尋覓安全地帶休整過冬。于是，他們找到僻靜安全的山村駐扎休整，等待春暖花開時再繼續西進。因為天寒地凍，點燃篝火取暖，但還是有些兔子和小動物被凍死了。意外可喜的是，在山村休整期間又陸續誕生了一些幼畜，我父親還破冰擔水、寒夜挑燈為兩只牛犢接生，為大家帶來了新的希望……

    當1938年3月的春天來到大別山北麓時，這支“動物大軍”繼續啟程西征。1938年4-5月徐州會戰前后，他們才過了商城，6月中旬到達潢川附近。我父親本想此時率隊翻越大別山，南下直趨武漢。**地人執意勸阻，告知山區野狼成群，恐一旦攻擊實難抵御，所以放棄這一計劃，仍循公路向信陽西進。
此時梅雨季節來臨，整日霪雨霏霏，道路泥濘難走。公路上晝夜奔馳西撤軍隊和各路難民，各種車輛擁擠不堪，“動物大軍”只得改行鄉間小道。直至8月中旬，隊伍才到達信陽附近。此時日軍已開始逼進武漢，軍民緊急疏散，由信陽奔往武漢已不可能。
     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，西遷的“動物大軍”只好向桐柏和武當山區行進。層巒疊嶂，道路崎嶇，風餐露宿，大家忍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各種艱辛。路途中他們親眼所見：橋梁已被炸毀，村莊燃起大火，前方道路又被日軍占領，更激起大家的抗日義憤。危急關頭，我父親急中生智，帶領“動物大軍”從鄉間小路繞行，冒著日寇轟炸的炮火，多次突破封鎖線，在追剿和槍彈中前進……
     1938年11月上旬，這支堅韌不拔的“動物大軍”在耗時一年、歷經五省、行程四千多里后抵達湖北宜昌。我父親趕到宜昌后，立即聯系了當地交通部門的負責人。他們深為中央大學教工們的抗日愛國精神所感動，同意無償安排船只、擠出艙位運輸這些動物到重慶。幾天后，他們在宜昌登輪西上抵達重慶，終于進入市郊沙坪壩的中央大學畜牧場。
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在晚年回憶錄《逝者如斯夫集》中寫下了與“動物大軍”在重慶見面的難忘場面——
     “在第二年（1938年）深秋，我由沙坪壩進城，已經黃昏了。司機告訴我說，前面來了一群牛，像是中央大學的，因為他認識趕牛的人。我急忙叫他停車，一看果然是的。這些牲口經長途跋涉，已經是風塵仆仆了。趕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個技工，更是須發蓬松，好像蘇武塞外歸來一般。我的感情震動得不可言狀，看見了這些南京趕來的牛羊，就像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，我幾乎要向前去和它們擁抱。當我和這些南京的‘故人’異地重逢時，心中一面喜悅，一面也引起了國難家仇的無限憤慨，我眼中的淚水也不禁奪眶而出了。”
    當時，中央大學及附中、附小師生、家屬近萬人，聞訊全部從教室和家屬區里擁出來，排成兩行隊列熱烈鼓掌，就像歡迎從前線出征回來的將士一樣。此情此景，盛況空前。家人校友久別重逢，我父親王酉亭和同行員工已是衣衫襤褸、疲憊不堪，此時也禁不住熱淚盈眶……
    對此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無限感慨：“抗戰時期的兩個大學有兩個雞犬不留——南開大學雞犬不留，是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全炸死了；而中央大學雞犬不留，全部都搬到重慶了。”我的父親王酉亭到達重慶后，中央大學的師生們都十分尊敬他，譽之為“中大的焦大”“中大的有功之臣”。
本文作者王宗元、王德，系王酉亭之子。